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安《解放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 1934年春，蒋介石秘书邓雪冰（文仪）来信，要我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及侍从室侍从秘书二者中作一抉择，以便报请蒋介石任命。我考虑后决定就任侍从秘书，大概3、4月间到南昌报到。 不久，侍从室改组为第一、第二两个，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我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蒋介石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我手下有一书记、一工友，平时承办业务，举凡军校同学个人或单位负责人、力行社及所属有关同志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事项，凡由我转呈者即由我请示后答复。此外，蒋介石若有远行，我们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辄有军校同学或地方党政官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我向蒋介石呈报转达，有些地方，蒋介石尚未到达以前，派我们先行前往联络。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我们偕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12月4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许多游行请愿的学生，在马路上呼口号，街头墙上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大感惊讶，往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此时此地，何以有此类标语游行？邵不认为太严重，但承认有隐忧；在我看来，这一种现象，应是严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我即约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员交换意见，商量办法，大家也感觉到情况之可虑，并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左右和部队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动，并举出较为活跃的问题人物若干人，如张部卫队营长孙鸣九、秘书某某等，以及杨部的秘书长，认为均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于是我根据大家提供资料，及目见情形写成一书面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转呈蒋介石，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事变就发生了。  在华清池后山蒋介石被抓的地方盖着一个纪念亭，后被称为“兵谏亭”。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蒋介石走后，我们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士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有碗筷，无桌椅，饭菜既恶劣，心情更坏，不食亦不饥。这时交际科长周文章带来了八大主张之印刷文件。  到临潼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卫队二营长孙铭九。 天黑后，我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我们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我要求和他谈话，张同意，自己将房门关上，我们两人便站着谈。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意见，出于不得已，并告诉我，蒋介石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我便要求在我们四位秘书中，有一人去见蒋介石，听候招呼；他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问张，今后如何打算。张说，委员长今天是中国的领袖，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多听大家的意见，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诬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张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当向国人引咎认错。谈话中也明白表示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临行张又说：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张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辞修，告以与张谈话经过，陈表示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必蛮干到底；并说，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何敬公更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加以注意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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