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10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16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中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呆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伤口逐渐好起来，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4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事先约好的他的叔叔董广政抬着，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辆马车。

　　

　　敌人是29日7点左右，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的。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找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因为赵一曼必须借助于车辆才能行动，而当时哈尔滨街上的汽车屈指可数。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被敌人追上了。

　　

　　这是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朝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露出头来，山野大地葱茏翠绿，草叶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地伸手去腰间摸枪，空了，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一笑——那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董宪勋和韩勇义是难免恐惧、慌乱的，可看到赵一曼那神情，就沉静、坦然了许多。况且打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对这一刻就是有所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