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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许多抗战老兵都不愿提及过去

时间:2017-04-18 责任编辑:中华历史故事网 点击:

  [导读]“那真正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郭晓明谈到一名老兵的生活,“房顶是木头的,烧水炉子是砖头搭的。”老人每天拿破塑料瓶喝酒,那或许是唯一乐趣。“肯定还有更苦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崔永元和制作团队用8年时间采访3500人最终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不是重新书写抗战史,而是反映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状态。通过这些亲历者的细节讲述,还原最真实的抗战八年

  

  “没有一个人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你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真实。”2010年12月5日,北京,崔永元在《我的抗战》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道。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历时8年打造的一部口述抗战史纪录片,共采访3500人,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同名图书呈现了纪录片的原貌,全书由300位抗战老兵讲述,由24个独立的抗战故事组成。通过他们的口述实录,呈现了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描述了抗战过程中的爱情、友情、亲情。

  

  在新书发布会会场,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被人群簇拥着走了进来。一上场,他们就对全场人行了军礼——在这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第65年的冬天,名叫张晋和尤广才的老兵终于等来了他们人生中迟到近70年的鲜花与掌声。

  

  尽管,70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隐瞒60年的记忆

  

  在《我的抗战》中,有太多和张晋、尤广才一样的老兵。他们头顶抗战英雄的光环。但,仅仅是光环而已。这些光,照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幽暗。鲜有人在乎他们真正的故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腥风血雨,岁月又遮掩了他们多少痛楚与悲哀。

  

  “我的团长……”话说到一半,面对镜头的老人已泣不成声。

  

  这是《我的抗战》中的一个影像片段。镜头中的老人名叫王文川,当年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八百壮士”中的一员。而他口中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抗战英雄谢晋元。

  

  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了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谢晋元的训话让王文川很激动,他想,团长都这么说了,他也豁出去了。

  

  之后,一场生死搏斗开始。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极为艰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仓库里存有粮食,只是,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目标,大家不敢生火,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水喝。

  

  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六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作“八百壮士”。可是,就当壮士们准备与敌人做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统帅部却下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坚守了四天四夜的阵地。其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的一块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谢晋元,发现有四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并且搜身,谁都没想到,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他们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谢晋元身中数刀,血流不止,悲壮长逝。

  

  那一年,谢晋元37岁。

  

  “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壮士”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谢晋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尔后,他们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维持生计,有的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则流落街头。

  

  镜头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谢团长送他的口琴,颤颤巍巍地吹了起来。镜头后,《我的抗战》前线记者郭晓明内心抑制不住地难过。

  

  2008年,郭晓明和张钧加入崔永元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战》的工作中,两年间,他们一共采访了300多名老兵,而仅是对老兵王文川,郭晓明就跟访了一年半,尽管,真正的访谈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他说话是很困难的,每次只说一两句话,一个事情根本不能连贯讲下来。”郭晓明说道,很多时候我们问多了问题,老人就不说了。采访被迫中断多次,郭晓明不得不一直跟访,让老人时不时说上几分钟。

  

  在老人的儿子王家宾眼里,父亲一直脾气古怪,沉默寡言。已经60多岁的王家宾依旧对父亲有所忌惮。“别看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每次开完家长会,淘气的王家宾都会遭到父亲的责骂,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亲的性格为何会暴躁,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儿子搀扶下回到四行仓库,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儿子王家宾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个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隐瞒,不管是身份还是历史,即便面对自己的子女。

  

  看不见的伤,永远藏在人心底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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