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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传奇:张謇下海的故事(2)

时间:2010-12-20 责任编辑:中华历史故事网 点击:

  
  那天,张謇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臣。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却视若无物,连轿帘也没掀一下。
  
  这件事给张謇很大震撼,让他心寒:“这是当的哪门子官?状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样?堂堂七尺男儿,就这样做一辈子磕头虫吗?!”退隐之念由此而生。
  
  正在这当口,张謇父亲病逝,他马上请假回家。丁忧在家的新科状元,心情很沮丧:“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不做官,又能做什么?在乡间小路上,面对朝日夕阳,张謇在苦苦思索着。
  
  转眼间到了1895年夏天。一天,洋务派干将、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来信约张謇去江宁(南京)面谈洋务。此时,离甲午战败快一年了,《马关条约》也已签定。
  
  《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这对洋务派是个很大的刺激。张之洞决定捷足先登,自己办厂,堵住日资的渗透。他开始加快在自己辖区的洋务运动,抓紧物色实业人才,而一向务实的新科状元张謇,自然是非常好的人选。
  
  对于张大帅,张謇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张謇从朝鲜退伍还乡时,就曾先后接到张之洞、李鸿章的聘书,但被他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时传为美谈。张謇曾对友人说过:“我们好比大家闺秀,处子之身岂可不择媒约,草草嫁人!”
  
  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回再次接到张大帅的邀请,作为新科状元,谈的又是洋务,张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动身上路了。早在1886年,张謇就在家乡提倡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与张之洞一样,他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
  
  这年夏天,张謇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交换了许多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在日记中,张謇写道:“南皮(张之洞籍贯河北南皮,人称南皮)身上带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
  
  大帅虽然五气俱全,但和状元却谈得非常开心。张謇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二张一拍即合。畅谈之余,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意味着,张謇可以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这对正琢磨退出官场纷争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开始,张謇没敢答应,办厂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虽然状元及第,但终究只是一介寒士,既没有从商经验,囊中也颇为羞涩,一旦失败,自己承担不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謇最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他对张之洞坦言:“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但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年12月,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位南洋大臣终于把自家兄弟拉下了水。
  
  因南通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纱销路旺,张謇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在唐家闸选定厂址后,张謇为纱厂取名“大生”。“大生”二字源自《易经》。
  
  开弓没有回头箭。张状元,好好干吧,读书人的名声可就看你的了!


  招股
  
  状元经商,就像秀才带兵,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除了状元这个无形资产外,张謇不仅身无分文,甚至还背着一屁股债,大生募资之旅近乎乞讨。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他们甚至连当地道观的有限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最著名的就有四次。
  
  第一次是“鹤芝变相”,指沪董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使筹股雪上加霜。
  
  大生初创时,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只有6个布商和买办愿意和张謇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通董”比较实在,纱厂选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开始垫资建房。但“沪董”的资金却久久不能到位。没办法,张謇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上海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一人一半,作价25万两白银,作为官股投入。但沪董借口此事,集体打起退堂鼓。
  
  第二次是“桂杏空心”,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
  
  官股到位,25万两商股却迟迟没有募齐。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在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筹资,双方还订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开始支支吾吾。
  
  特别可恨的是盛宣怀,张謇到沪催款,他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月。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盛宣怀总计卖得两万多元。可到了最后,这家伙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第三次是“水草藏毒”,指的是南通知州汪树堂和幕僚黄介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
  
  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发5封信,乞求以少量地方公款以救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汪树堂将存在典当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对于汪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可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第四次是“幼子垂涎”,指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低价盘下大生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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