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右）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时，与孙中山在广州车站合影，国民党史称之为“两大领袖”会面

　　

　　孙、宋、蒋的悲欢离合

　　

　　1908年，蒋介石二次赴日本，如愿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1910年，陈其美又为他引见孙总理，被许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1914年，蒋介石赴东北策划讨袁军事期间，欧战爆发。他曾上书孙中山陈述欧战趋势及倒袁计划。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野心明朗化，孙中山讨袁行动亦趋积极。蒋介石数次往来日本、上海。

　　

　　当此之际，宋庆龄也在孙中山身边，协助秘书工作，进而谱出一段恋情。此时，宋美龄没有站在反对一方，两姐妹关系分外亲密。然而12年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宋家都表赞成，独宋庆龄一人因不能容忍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志而持反对立场。

　　

　　孙、宋、蒋三人会面始于何时，似一直不为人所注意。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监视记录，以1915年11月3日在东京孙中山寓所最为可能。是日记载：“下午三时七分，蒋介石来访，三时十五分离去。”时孙、宋租屋而居，还是新婚燕尔，蒋氏造访，三人会面，喜气洋溢。孙、宋热恋，惊动一时，蒋躬逢其盛。其日后追求宋美龄，不无起而效尤之思。后来，蒋介石和宋庆龄在孙中山左右，晤面机会增多。1922年6月，陈炯明之变，蒋奉命赴广州护卫孙中山，同返上海后，在孙寓工作一段时间。12月初，宋子文在孙寓举办晚会，蒋和宋美龄都参加，首次谋面，暗结日后姻缘。

　　

　　孙、宋、蒋最后一次会面在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等人邀请，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乘永丰舰北上，宋庆龄随行。道经黄埔军校，蒋介石校长登舰迎接。在黄埔军校时，孙中山与蒋校长有一晤谈：

　　

　　孙先生：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校长：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孙先生：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这是孙中山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谈话，宋庆龄在侧，当亦耳闻。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宋庆龄仍维持两年的和善关系。姑举1926年7月1日蒋致宋庆龄的一封信为例说明。信谓：“夫人惠鉴：据子文兄来说，欲寻一编辑总理文稿人员，兹择定杨同志谱笙为之编辑。杨君为英士之秘书长，系本党老同志，可信托也。故特请其前来接洽，并将总理函稿交付杨君，可早日编就也。”蒋闻获宋要编辑孙总理文稿，即代为物色适当人选，可见其贴心。惟从事后他已对宋美龄爱慕、追求观察，也不无讨好意味。

　　

　　蒋、宋关系交恶，在1927年4月。斯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清党”决议，蒋介石奉命执行，造成党内分裂，国共之间结下不解怨仇。共产党自此严厉批判蒋介石为“反革命分子”。宋庆龄、何香凝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批蒋介石违背孙总理遗志，并呼吁国共继续合作。对于宋庆龄的声讨言行，蒋不保持缄默，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这封信不曾公开过，特录出以为证：

　　

　　夫人大鉴：中正此次赴沪，未克访晤，于心欿然不安者久之。近由南京得夫人铅印之传单，其文句污蔑本党与政府实非夫人态度之所应出也……此传单之文句与语意所指为“反革命国民党领袖之欺叛性格，从未有如今日之无耻暴露于世界”。是谁为欺叛，谁为无耻？“叛徒们既背叛了国民革命，便免不了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工具”，此叛徒们为谁？背叛国民革命者为谁？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工具又是谁？今中正于此不能不以党员之资格为夫人答之。反对收回国权者是为卖国，即为国民革命之叛徒。受苏俄帝国主义之欺骗而自暴弃其国家之人格者，即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反对国民党、国民革命者，即为欺叛之徒。其他吾不忍多言矣。请夫人再深思之。

　　

　　吾知此电文必非夫人所拟，亦非夫人本意之所出。然而以夫人之名义而复自承认其电文是夫人，在总理所产生本党之历史而竟有此事，是诚不仅为夫人个人惜，抑且为吾总理哭也。中正知而不言，则不仅不能对总理在天之灵，抑且无以对本党与党员诸同志，并无以对我革命之良心。请夫人详审之。知我，罪我，不尽欲言。

　　

　　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11日下午，蒋回到上海，即进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爱庐”，与夫人宋美龄安置家具，并在三楼辟祈祷室，默谢上帝。2月14日上午11时，蒋访孙夫人。宋庆龄送他“总理手写之建国大纲，甚珍贵也”。宋庆龄选在抗战胜利、国家复原时刻赠送，意义格外重大。蒋非常珍惜，所以装裱成卷轴，传之子孙。

　　

　　浮光掠影

　　

　　1936年10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行第二次大检阅。在一段纪录片中，宋庆龄与宋美龄联袂出席，跟随盛装的蒋介石总会长步向会场。三人身影只出现数秒。因政见歧异与政治矛盾，多少影响宋庆龄与蒋介石夫妇的和谐关系，但姑不论动机为何，宋庆龄愿意出席童子军大检阅活动，便是一项善意表现。

　　

　　两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宋美龄展开营救丈夫行动。宋庆龄也反对采取轰炸西安的政策，主张释放蒋介石。事变第二天，她从银行提款，电话通知孙科安排飞机，并约好何香凝，准备联袂飞往西安，直接说服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面临生死关头，宋庆龄伸出援手。

　　

　　1944年6月20日，美国第33任副总统华莱士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访问中国。次日夜8时，蒋介石偕夫人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受邀与会者百余人，宋庆龄也出席招待会。纪录片显示，她就坐在蒋左侧，席间也有互动。众所周知，宋庆龄好烟，但外界鲜见她抽烟照片。在此正式外交场合，捕捉到她请蒋主席，向隔坐的宋美龄索烟。蒋居中为她传递烟盒。

　　

　　1943年3月12日，蒋介石带领纬国，前往重庆黄山，探访宋庆龄住处。宋以水煮蛋款待，蒋介石甚感，特记道：“此故乡宁波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1946年2月，蒋重返上海，访视住在靖江路45号的宋庆龄，嫌寓所狭小，特别嘱咐黄仁霖为宋另觅大屋。

　　

　　（摘自《纵横》2011年第5期，文：邵铭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