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许多花妖狐魅，有浓厚的人情味，几乎家喻户晓。

　　孤愤人写孤愤书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清初人。

　　1640年生于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蒲家为书宦世家，明末以来，即“科甲相继”。

　　虽不太显贵，也可称一乡望族。但到蒲松龄的父亲，家势已衰。蒲松龄少年就表现出卓越的才华，19岁时应童子试，在县、府、道三试中连得三个第一，深得学使施闰章（也是当时著名诗人）的赏识，称他“运笔成风”，一时名声大噪。这使年轻的蒲松龄踌蹰满志，他满以为可以由此顺利进入仕途。为了专心准备举业，他曾隐居于山中寺庙苦读，在朋友家住读。但功夫偏负苦心人，此后他参加乡试，次次落榜，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五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生活上，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他19岁结婚。不久，便因家庭不合而分家，蒲松龄只分得20亩地，五斗荞麦，三斗小米，还有三间老屋。房子墙壁倒塌，门窗不全，透风漏雨，薄产不能自给。随着孩子的一个个出世，生活越来越困难。

　　他不得不靠“舌耕”（教书）度日。从二十来岁起，他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缙绅、官吏家设帐教书，他边教书，边习举业，边创作，直到71岁才撤帐回家。

　　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穷困潦倒，使蒲松龄产生了无可摆脱的落魄感、屈辱感和自卑感。也使他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

　　蒲松龄二十来岁开始创作《聊斋志异》，到40岁初步完成，并撰《自志》，而后又不断增补，直到晚年才最终完成定稿。《聊斋志异》的素材来源非常多，有的是改编旧作，有的是记录亲身经历，也有的是作者的想象虚构，更多的恐怕是采自民间传闻，加工改造而成的。正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

　　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有人甚至说，蒲松龄为了创作《聊斋志异》，在路边摆上烟茶，见人路过，便强留人家讲故事，回家便记录下来。其说虽不可信，却从某个侧面说明《聊斋志异》的素材来源于民间。

　　“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志异”，就是记载奇闻异事。《聊斋志异》属志怪小说。我国古人相信巫鬼，志怪小说有悠久的传统。从魏晋到明代，数不胜数。鲁迅曾说，《太平广记》所收的各类志怪小说可以让人看得厌而又厌。这些作品大都止于搜奇记异，为志怪而志怪，没有更深的含意；而《聊斋志异》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说。它的意义，决不在为我国增添了一部志怪小说集，而在于以谈狐说鬼为幌子，寄托了作者的“孤愤”，融铸了作者独特的生活体验，是一部“孤愤之书”。从广义上说，作家谈狐说鬼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抗争。作家厌倦了世俗的痛苦生活，而迷恋于虚幻的鬼狐世界，为自己创造了一方灵魂栖息地。

　　在大多数作品中，作家直接把自己喜怒哀乐，

　　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作品中，用非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才是《聊斋志异》的独创之处。

　　花妖狐魅皆有人情《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令人耳目一新。根据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大致可分为四类：1.描写书生与花妖狐鬼真挚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篇数较多、篇幅较长，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动人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情致缠绵、韵味悠长的艺术世界。这是《聊斋志异》中成就最高、最为人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女性都是花妖狐魅化成，因此，都有变幻莫测的非人性一面。但她们却更具人性，风姿艳丽，善解人意，温婉多情，又各具风采，是作家理想的寄托，是美的典型。如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不避男女之别，为孔生治病，割除腐肉，而孔生不惟不觉痛苦，且“恐速竣其事”。后娇娜一家有难，孔生冒死相救，受了重伤，娇娜又口吐红丸，为他治好。连作者都感叹道：“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红玉》描写了一个“人侠”和一个“狐侠”。孤女红玉热心帮助冯生娶妻成家，之后冯生被冤，她又代为抚养孩子，最后嫁给冯生，夙兴夜寐，勤苦劳作，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参加科举考试。《小翠》刻画了一个貌似天真活泼、娇不知愁、却能忍辱报恩的狐女，连作者都不禁赞叹道“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者也”。

　　著名的《婴宁》活画出一个不拘礼法，天真纯洁，又妩媚多情的“爱笑”的狐女形象，让人过目不忘。难怪有位作家风趣地说，年轻时看了《聊斋志异》，晚上读书时，总盼望飘来一位狐女。

　　2.以幻异的夸张的形式揭露封建衙门和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蒲松龄穷困潦倒，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官吏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的虎狼之行有较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