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左传》经过十几年的奔波碰壁，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根据鲁国保存的档案材料，以鲁国历史为本位，将当时列国的大事，按年代先后编排罗列起来，整理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书——《春秋》。

　　为了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寄托在字里行间，孔子修《春秋》时对于用辞和史料的选择编排都是很讲究的，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一字一句寓有深刻的褒贬之意。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人、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的叫伐，潜师掠境的叫侵，两兵相接的叫战，环其城邑的叫围，陷其国都的叫入，毁其宗社叫灭……。同样是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的叫杀，杀有罪者叫诛，臣下杀君上叫弑。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然而，《春秋》的文字太简单了，每条一般只有十个字左右，最少的只有一个字，最多的也不过45个字。一部包括242 年历史的著作，总共只有18000 多字。

　　内容如此简略，而寓意又非常深奥隐晦，故难懂。

　　依照传统的说法，孔子的弟子们为了让人看懂，就按照老师授课时讲过的知识来阐明和解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由于《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解经的著作就被称为“传”。解说《春秋》的政治主张的，现存下来的有《公羊传》和《穀梁传》；解说《春秋》的历史事件的，便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现在我们见到的《左传》一般都是与《春秋》经文合在一起，一段经文附一部分传文。

　　但是《左传》究竟是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左丘明？左丘明又是何许人也？这些问题，自汉朝以来就争议不休，迄今尚未定论。

　　不管这些争论如何激烈，《左传》是一部详细记载春秋及其以前社会历史的信史，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发展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是从来无人怀疑的。

　　完整的春秋史《春秋》记载的历史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历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国君，共242 年。《左传》在形式上也是按鲁国的12公记事，但它的内容追记往事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 ）晋穆侯的伐条之役，早于《春秋》83年；编年截止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 ），比《春秋》晚13年；所记事最晚到了智伯的灭亡（发生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总计比《春秋》多出了一百多年。

　　《春秋》的记事，基本是有纲无目，如同流水帐，作为史书，它尚有较大的原始性。《左传》记事就相当详细了，对于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有言有行，有直述有概述，有追叙有附叙，并有评论和分析，标志着我国编年体的史书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左传》一书的内容各部分之间并不平衡。在时间方面，前期较略，后期较详。前期尤以庄公时期为简略，最少者一年中仅记二三事。后期以襄、昭之世最详，二公时间共63年，不过是春秋时期的四分之一，而内容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再看空间方面，以晋、楚、鲁、郑之事最详，宋、卫、周、齐等国次之。如果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看，庄公以前，以郑、宋、周、卫之事最多，其后开始渐及于晋、楚等国，吴、越更在其后，已到了春秋中后期。

　　《左传》就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把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载，记事范围亦不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就主要内容而言，《左传》可以说是一部春秋时期霸主递嬗的纪实，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建立霸业的事迹描述得十分生动、详细。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的晋国公子重耳四处流亡19年的曲折经历，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

　　还有不少记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由此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在齐国，统治者拚命剥削；官府贮藏的粮食多得霉烂生虫，百姓的生活却痛苦不堪，甚至连小吏三老也都挨饿受冻。百姓为了活下去，不断反抗，结果又遭到残酷镇压，以至于因犯罪被砍掉脚的人太多，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假脚昂贵、鞋子反倒无人购买的反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