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天乏术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11月，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

　　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垢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着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

　　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

　　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

　　尽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羸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