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博而又深究的特色读书人

　　

　　古今善于读书的名流，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名，以励其志，抒其情，明其节。毛泽东的书房叫“菊香书屋”，这是一座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建筑风格很古朴的建筑。在“菊香书屋”内毛泽东度过了漫长的读书岁月，在这个书屋内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藏书室。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秘书张玉凤受命主编《毛泽东藏书》，经整理这部全书共24卷本5000万字，己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张玉凤说，这座中小型图书馆藏书凡一万余种，10万余册。她介绍说，毛泽东藏书来源有多种渠道，有的是自己买的，相当一部分是别人赠送的，也有一部分是战争年代随着他转战南北，一直保存下来的。张玉凤说：“当年打土豪时，吃的穿的都分给穷苦乡亲或手下将领了，而好的书爱不释手，主席就自己留了下来。”而毛泽东藏书的种类也繁多，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不一而足，甚至连当年比较盛行的小人书(连环画)，也在他的收藏之列。这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为中国文史类图书，占了总数的30％—40％，马列主义着作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外国文化内容数量少一些。

　　

　　张玉凤说，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讲，“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毛泽东每次外出前都要开列书目，专列上要带书，十几箱，有时二十几箱还不够，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去借。不能说这些藏书他都读过，但其中不少书籍上都留有他的批注和圈画。至于毛泽东读而未藏或藏过后来又丢失的书籍，以及外出视察向地方上借阅的图书，就无法统计了。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甚广，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等计12大类。尤其是他饱读《二十四史》、《史记》、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部《资治通鉴》他竟读了17遍，获益匪浅。

　　

　　毛泽东读书广博而又深究，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致湘生信》中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除了阅读常用的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外，还经常涉猎过古人写的随笔、小说、笑话，有关楹联，还研究过宗教经典，如《六祖坛经》、《法华经》、《大涅盘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他说：“佛教是一种文化。”共产党人要关心宗教。毛泽东还读过西方的小说《红与黑》，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写的《一种清醒的作法》。早在长征到陕北后，他在同斯诺谈话中就谈到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星际大战》和《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细读过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会议上谈论书中的观点。

　　

　　毛泽东读书务求甚解，有时连人们不太注意的稗官野史，甚至一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他都翻阅过。在读《徐霞客游记》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到的长江的发源是传说中的“岷山导江”不对，而是“金沙江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地圈画了其中“胭脂米”的考证文字，纠正了对“胭脂米”来历的错误说法。

　　

　　毛泽东对《三国》研究的很透，他很喜爱《三国》戏。1950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完谭富英、裘盛戎合演的《失·空·斩》，向谭富英问起他在台上扮演诸葛亮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谭富英向毛泽东介绍道：当年他的祖父谭鑫培有一次进宫演戏，扮演《空城计》里的诸葛亮，由于天气炎热，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慈禧见了，吩咐太监把自己佩戴着的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他。据说炎热的季节闻到檀香木的香味，能消暑避邪。从此，谭鑫培每演《空城计》，必将佛珠佩戴在身。因谭鑫培是京剧老生行当的一代宗师，在梨园界有广泛的影响，宫外的戏曲艺人见他演诸葛亮时佩戴朝珠、也都纷纷效仿。

　　

　　毛泽东听后说，朝珠在明朝称佛珠。那时皇帝信佛，拜佛时多把佛珠垂挂胸前，到了清朝，皇帝们以佛珠作奖品，按照官职的品级赏给有功之臣。因为是皇帝所赐获赏的大臣在上朝时都把佛珠佩戴在胸前，一是表示不忘皇上的恩宠；二是借以炫耀身份和殊荣，所以当时又称佛珠为朝珠。

　　

　　毛泽东讲完有关朝珠的知识，又以商讨的口吻对谭富英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丞相，他怎么能戴明朝的佛珠或清朝的朝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他本人表示对慈禧的感念以讨慈禧欢心，并不是剧中人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谭富英茅塞顿开，此后再扮演诸葛亮就不戴朝珠了，同行们知道了其中的原委，也都学着谭富英的样子，扮演诸葛亮时再也不戴朝珠了。纠正了戏剧中的一个谬误。又一次，毛泽东指名要看谭富英和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演毕，毛泽东向这两位艺术家提出两点疑问：其一，陈宫有一段流水板唱腔，唱词是“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毛泽东问谭、裘二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他们均答不详。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朝太宗时候，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了三四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谭、裘二位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这段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其二，陈宫所唱“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词是陈宫的内心独白，并没有说出口，可是陈宫唱完之后，曹操却指责他“言多语诈”。试问，曹操怎么知道陈宫内心所想而且言多语诈的呢？毛泽东这一问，又使眼前这两位艺术家尴尬得张口结舌。

　　

　　谭富英回家后，把在中南海演戏的过程告诉了师妹王则昭，并感慨地说：“当初学戏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怎么演，很少研究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演了这么多年的戏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看来真得好好钻研文化和历史，不然在台上难免闹笑话。”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着作和谈话时，遇到一些引文需要作注释，可是他们查了许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在编辑《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时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平时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这个典故的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当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讲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出自何处，一直找不到。后来经毛泽东点明才知道出自“何典”。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着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传说古时候有个名叫朱耀宗的书生，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皇上殿试将他招为驸马。按惯例朱耀宗衣锦还乡。临行前，朱耀宗请求皇上为多年守寡一直不嫁的母亲树立贞节牌坊。皇上准允所奏。

　　

　　当朱耀宗向娘述说了树立贞节牌坊一事后，朱母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于是说出了想要嫁给朱耀宗的恩师张文举的想法。朱耀宗顿时跪在娘的面前：“娘，这千万使不得。您改嫁叫儿的脸往哪搁？再说，欺君之罪难免杀身之祸啊。”正值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际，朱母不由长叹一声：“听天由命吧。”她随手脱下身上一件罗裙，告诉朱耀宗说：“明天你替我把裙子洗干净，一天一夜晒干。如果裙子晒干，我答应不改嫁；如果裙子不干，天意如此，你也不用再阻拦了。”

　　

　　这一天，晴空朗日，谁知当夜阴云密布，天明下起暴雨，裙子始终是湿漉漉的。朱耀宗心中叫苦不迭，知是天意。朱母则认认真真地对儿子说：“孩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违！”朱耀宗只得将母亲和恩师的婚事报告皇上，请皇上治罪。皇上连连称奇，降道御旨：“不知不怪罪，天作之合，由他去吧。”

　　

　　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何典》中看来的。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序文，推荐过它。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冶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已经无法统计了，仅就张贻玖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中所阅读的诗词就有2000首以上。比“熟读唐诗三百首”要多多少倍。以上几个事例，足以说明毛泽东读书既广又深。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细微末节他都注意搜集到了，可谓真正做到了真读真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