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尔基赞扬胡兰畦：“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久，胡兰畦再度被驱逐出境，来得法国。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胡兰畦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4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不久，留苏的中国学生肖三给胡兰畦来信，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胡兰畦应邀出席。 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强烈谴责了蒋介石，说：“让我们大声疾呼，谴责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叛徒的罪恶。”高尔基指着胡兰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在座的莫洛托夫说：“现在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高尔基讲完话后，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过来和胡兰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5年3月，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派遣，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抬着高尔基的灵柩，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高尔基执绋。 担任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辗转于七个省的抗日前线，行程两万多里。 1936年7月，胡兰畦回国来到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胡兰畦非常气愤，她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10个女青年，于1937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当天下午，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何香凝问大家：“上前线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怕不怕？”团员们齐声回答：“不怕！”何香凝见大家决心这样大，非常高兴，她勉励女兵们到军中要好好工作，为抗日的士兵和民众服务。 胡兰畦率服务团在各战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在淞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东林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我方士兵大多伤亡，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了。最后敌人冲进庙里来了，胡玉政的子弹也用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玉政抓起一把铁锹，对着一个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立即倒地。敌军官一倒，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班长潘玉林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了几个敌兵。就这样，他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猛攻，坚守住了东林寺阵地。胡兰畦将这个英勇杀敌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她还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胡兰畦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其后辗转于8个省的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将士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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