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各类官府在审理案件时，用酷刑逼迫犯人招供，称为拷讯。历代见诸法典的刑罚基本上都是判决性的，或处死（如凌迟、斩首、绞杀等）、或致残（如宫刑、刖足、割鼻等）、或责罚（如笞杖、鞭扑、枷项等），都是一次施行完毕。而拷讯时所用的各种酷刑，法典上一般没有具体规定，而由问官随意施用，怎么使犯人痛苦就怎么办，犯人如果不招，问官就变着花样，把犯人反复蹂躏。在这种情况下，犯人求生不得，求死不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结果或伤残过重而致死，或熬刑不过而屈招。历史上岁月更迭，朝代变迁，但刑讯逼供的方法一直沿袭未变。两千多年来，谁能说得清拷讯造成了多少冤案？逼死了多少冤魂？

　　从有阶级以来直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历代政体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专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都层层地被主宰着和制约着，除皇帝之外，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人权。上层统治者不容许下层的人有独立的权利，身居下层者也没有可以有效地维护个人权利的手段。因此，皇帝对待臣僚、官府对待百姓，都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可以随意处治。这种对人的轻贱，是古代各级官府使用刑讯逼供时的共同心态。着名的古典悲剧《窦娥冤》中，太守桃杌听信张驴儿的诬告，不顾窦娥申诉，刚问三两句便喝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这句戏曲台词，真实地概括了古代统治者的共同认识。同时，在专制政治下，各级官吏大多高高在上，不肯作实际的调查研究，审理案件时只靠在公堂上提取口供，然后凭主观臆断下结论。这种官僚式的处理狱讼的方法，必然要使用刑讯这一最简单、最易见效的手段。

　　历代拷讯犯人，常用的刑罚是拷打。

　　拷打也叫拷掠、拷捶或棒掠，所用的刑具有笞、杖、棍、鞭等。打的数目没有具体的规定，常常是边打边问，直到犯人受打不过、愿意招认时为止。拷打时总是实实在在地打，数下之后便打得皮肉开裂、鲜血淋漓，如果犯人在一次拷打之后还不招供，就将他收监关押，下次审问时还要再打。如果是在夏天，犯人伤口溃烂生蛆，这在历代监狱中是常见的。有的犯人坚强不屈，则被重刑拷打而致死。

　　秦代官吏审案时已经习惯于使用拷打。秦二世胡亥二年（前208），赵高诬陷李斯和他的儿子李由谋反，将他们逮捕，亲自拷问，棒掠达一千多下。李斯忍受不了疼痛，就招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派亲信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复审李斯，李斯不知是计，向他们申诉冤枉，赵高得到报告，又命令对李斯再次进行拷打。后来胡亥真的派人检查李斯的口供是否属实，李斯也不敢再翻案了，一直认定自己是谋反，于是被判处死刑。李斯曾为丞相，尚且受到如此非刑拷打，一般的囚犯就更惨了。刘邦作亭长时，有一次误伤了夏侯婴，被人告发是犯了伤害罪，刘邦不承认，夏侯婴为了掩护刘邦，也不承认受了刘邦的伤害。因此，夏侯婴被关在监狱一年多，受了数百次的拷掠，几乎丢了性命。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将秦代的拷掠风气更加以发扬。高祖七年（前200）有人告发赵王张敖谋反，刘邦便把张敖和他的丞相贯高一同逮捕。贯高极力证明张敖没有谋反，在审问时被狱吏棒掠数千，坚决不改口，刘邦对贯高的忠贞很赞赏，就赦免了赵王。东汉和帝时，着名酷吏周纡滥用肉刑，对犯人动辄加以拷掠。永元六年（94），和帝刘肇亲自到洛阳视察狱讼情形，看见有两名犯人被拷打之后死在狱总，身巡航都生满了蛆虫，和帝责备周纡失职，给了他降级的处分。汉代以后直到明清，官员审案无不使用拷打。

　　有的朝代，对拷打犯人的时间、次数等作了某些规定。如唐代刑律载，对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一下以及有残疾的犯人，不得进行拷打，只根据他所犯罪状的事实定罪。又载，官府拷打犯人不得超过三次，而且每次相隔的时间不得少于二十天，三次拷打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如果拷打不满三次而需要移交其他官府重审，拷打的次数必须和前次连续计算。如果将犯人拷打致死，对问官要追究责任。唐代的这些规定同前代相比还算是有些节制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认真执行，不少官员拷打犯人仍然惯用狠手。开元年间，洛阳县令王钧和河南丞严安之，拷打犯人时唯恐打不死，而且，他们总是让行刑的衙役朝着犯人伤口的红肿溃烂处猛打，看见犯人皮裂出血就哈哈大笑。

　　宋代除了沿袭唐代的有关规定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如规定各州捕获的盗犯，如果还没有验查明白，不得先进行拷打；如果必须拷问，要向上一级官府请示，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下级官府如果私自拷问囚犯，按私罪论处。元代曾一度禁止审理案件时对犯人实行拷打，但到了明代又全面恢复，拷打的严酷而无节制更超过前代，同时将拷打与其他刑罚一齐使用，这在后文还要详述。

　　历代官府拷讯犯人，常用的刑罚还有拶和夹。

　　拶是夹犯人手指头的刑罚，所以又称拶指。其刑具是用六根细木棍组成，中间用细绳穿三道，套在犯人手上，把十个指头紧紧夹住，两人用力向两边拉扯绳子，木条便越收越紧，犯人疼痛难忍，常常当场昏厥，严重的会夹断指骨。这种刑具叫“桚”，用桚对人上刑叫“拶”，两个字音相同而部首不同，显然，“桚”是名词，“拶”是动词，今人谈及这种刑罚，常常将二字混淆，其实是有区别的。拶指的刑罚很古的时候就有了。《庄子·天地篇》说“罪人交臂历指”，这“历指”就是后世所说的拶指。“历指”或作“枥指”，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枥”字，说是“稗指”，后人认为，“稗指”应是“柙指”，段玉裁注解说：“柙指，如今之拶指。”又《尉缭子》中说“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也是拶指。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最爱用拶指，小说、戏曲中常见这样的情节。

　　夹是用夹棍夹犯人的腿骨，和拶指的原理相同。夹棍是由三根一样长的木棍组成，明清时俗称“三木”，一端用铁条固定，另一端用绳索串连，用刑时把夹棍竖放在地上，把犯人的两条小腿夹在里面，两人想两边拉绳，把夹棍收紧，犯人被夹，疼入骨髓。夹棍有长短不同的型号，愈是短的，夹人愈疼，腿骨被夹断的事时有发生。夹棍在远代未见，有人说创始于南宋理宗时。据《宋史·刑法志》记载，当时使用的刑具“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这夹帮和超棍逐渐演化而定形，成为后世的夹棍。明清时，夹棍是府、县衙门必备的常用刑具。尤其是明代宦官控制的镇抚司，所使用的刑具主要有五种，其中的两种就是拶和夹棍，而且其式样与一般衙门里的又略有不同，这在燕客的《天人合征记实》中有详细的记述：

　　……一拶。用杨木为之，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桚，两人扶受桚者起跪，以索力束其两端，随以棍左右敲之，使桚上下则加痛。一夹棍。二根，长三尺余，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帮桚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其绳，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从左畔猛力敲足胫。吁！可畏哉！

　　由于拶和夹棍都非常残酷，清代曾对这两种刑罚的使用范围加以限制。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诏准，凡问刑衙门，无真赃确证及户婚田土小事，不得滥用夹棍。康熙四年（1665）诏令，凡审理强盗、窃盗及人命大案，犯人已经在别的衙门招认，后来竟然改了口供，或者已有确凿证据而犯人坚持不吐真情，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夹棍；其他小事案件，如果问官滥用夹棍，要以故意违犯法规的罪名受到题参究治。康熙九年（1670）又诏令，凡是官员审讯犯人，不准于拶指、夹棍之外再用别种非刑，对妇女不准使用夹棍，对怀孕妇女不得轻易使用拶指，违者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清代的这些固定同前代相比稍微有些宽松，但对拶和夹这两种刑罚并未加以废除。

　　历代拷讯犯人时，往往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刑罚，而是诸刑并用。有些酷吏别出心裁地创造各种希奇古怪的用刑方式，他们的残虐的人性在拷讯犯人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史中的酷吏传及某些野史笔记中，此类记载太多了，许多事例骇人听闻、惨不忍言，这里只挑选那些特别突出的略作叙述。

　　东汉时，上虞人戴就在会稽郡作仓曹掾（管理仓库的小官）。杨州刺史欧阳参弹劾太守成公浮犯有贪污罪，派部员薛安检查仓库账簿，企图寻找成公浮的罪证。薛安逮捕戴就，严刑拷问，让他揭发成公浮的贪污事实。戴就不肯诬陷郡守，慷慨申辩，薛安就让狱卒把犁铧尖烧红，夹在戴就的掖下，戴就神色不变，对狱卒说：“为什么不把这铁东西烧得再烫一些？别让它凉了！”每次拷讯之前，戴就不进饮食，身上的皮肉被烧得焦烂而脱落，他就拾起来吃掉。薛安又命令把他放在地上，用一只破船把他扣在里面，然后点火烧烟熏他，经过两个白天一个夜晚，人们都说戴就早被熏死了，薛安让人掀开破船查看，戴就竟然未死，他瞪着眼大骂道：“为什么不多加把火？怎么让这烟熄灭了呢？” 薛安又命令点火，把一片土地烧得坚硬，然后用针刺入戴就的指甲里，让他扒地上的土，戴就用插有铜针的手指扒土，指甲全部扒掉了，血肉模糊，但不叫一声。吏役报告薛安，薛安立即提审戴就，对他说：“太守成某罪证确凿，已经败露，你何苦如此摧残自己，去维护他的名声呢？”戴就大义凛然，为郡守也为自己辨冤，并怒斥薛安不仁不义。薛安理屈技穷，被戴就的气节感动，转过来在欧阳参面前为戴就说话，撤消了原案。像戴就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需要取证的对象，竟然受到如此荼毒，可见当时那些犯罪情节较重而不肯招认的人，受到非刑拷讯更是常事了。

　　北魏时拷讯犯人惯用酷刑。太祖拓拔珪在贺兰部落时，贺染干派侯引乙突等人密谋刺杀他，尉古真得到消息，悄悄报告拓拔珪预作防备，侯引等果然不敢下手。贺染干怀疑尉古真泄露了机密，抓住他严刑拷问，又用两跟铁车轴轧他的头，尉古真的一只眼睛被轧伤失明，仍不肯招认，贺染干不得已，只好把他释放。太武帝时，卢度世因崔浩一案牵连，弃官逃走躲到高阳郑罴家中，官府探知风声，将郑罴的长子抓去，郑罴告诫儿子要杀身成仁，于是其子被拷讯时，闭口不言，问官用火烧他的身体，直到把他烧死，他未吐露一个字。李彪任中尉时，审案爱用毒刑，他叫人用木头制作成人的拳头模样，名曰“木手”，犯人不招供，他就用木手捶击犯人的两肋，使犯人多次死而复生。每当开始拷讯犯人时，李彪喝令：“快把木手拿来！”犯人一听此言便浑身战栗。

　　北齐文宣帝高洋是个酷暴至极的魔君，朝堂上经常摆着大镬、长锯、剉碓等刑具，看谁不顺眼就亲手把他杀死或用非刑处罚。于是上行下效，有司审理案件时，拷讯犯人皆用酷刑。如“车辐、绉杖、夹指、压踝”等，车辐是古代车轮的辐条，绉杖是表面不光滑、有节突的木杖，夹指相当于后世的拶指，压踝大概即后世的压杠子。然而这些还不够，有的人还把犁耳（犁上安装的用来翻土的铁板，近世俗称犁面）烧红，让犯人赤脚站在上面，或者把一个铁车轮烧红，让犯人的手臂从中间的轴孔中伸进去，这样，犯人被烧得皮焦肉烂，惨呼不绝。如当时的毕义云拷讯犯人时，总是用车辐捶打，很容易取得口供。又尚书左丞卢斐审理案件，不管事大事小，先用车辐拷打一通，许多人当时被打死。卢斐还在严冬寒天，把犯人剥光衣服放在冰雪中冷冻，或者在盛夏暑月，把犯人赤身裸体置于烈日下暴晒，这样整死的犯人，前后有数百名之多。

　　唐初武则天时，是酷刑大泛滥、酷吏竞肆虐的时代。为首者当腿来俊臣。他审问囚犯时，不管罪行轻重，先用醋灌鼻孔。或者在地上挖个大坑作为牢房，称为地牢，把囚犯推进去，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里边，有时断绝他们的饮食，囚犯们饿得吞食棉衣里面的破棉絮。很多人被折磨至死，不死则休想出地牢。每当朝廷发布特赦命令，来俊臣总要先把重罪囚犯处死一批，然后才开读诏令。来俊臣制造的大枷，分十种型号（参见本书《枷项》），每当新的囚犯押到这里，来俊臣就把各种枷和其他刑具拿出来展示，囚犯们一见便心惊肉跳，都纷纷屈招。其次要数索元礼，他拷讯囚犯，与来俊臣同样狠毒，当时人们并称“来索”。他制作一种铁箍，给犯人套在头上，然后在铁箍和头皮之间加木楔，用锤子敲打木楔，铁箍越收约紧，犯人头疼如刀劈，有的人竟至于头颅开裂，脑浆流出。这种铁箍便叫做脑箍，一直沿用到后世。索元礼还制作巨大的木十字架，把犯人两臂平伸、两脚下垂、固定在木架上，挂在高处，让木架旋转，这叫“晒翅”。或者把犯人头朝下挂着，在他的头发上坠石块，如此百般折磨，犯人如何受得了？不屈招只能被摧残致死。

　　当时的酷吏，又何止来、索二人？另有来子珣、周兴都曾受到武则天信任，他们奉命审理大案要犯，酷刑妙招叠出。尤其是周兴，酷毒更甚，人称他为“牛头阿婆”。天授年间，游人告发说周兴与来子珣、丘神绩等人谋反，武则天下密诏让来俊臣逮捕周兴审问。来俊臣派人请周兴吃饭，酒席间来俊臣向他请教说：“如果犯人不肯招供，应当用什么办法治他？”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把犯人装进一只大瓮里，四周用炭火煨烤，看他还能有什么事情不肯招认？”来俊臣当即派人找来大瓮，如法煨上炭火，把大瓮烧得发红，然后从容不迫地对周兴说：“今天我奉密诏审问你，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得汗流浃背，立即叩头服罪。还有一个叫王弘义的，天授年间任左台侍御史，他在三伏天关押囚犯，特别挑选狭窄而密不透风的小屋，里面摊上蒿草，上面再铺上毡毯。囚犯住在这样的小屋内像坐在蒸笼里一般闷热，难以忍受，不一会就会热昏过去，如果自己招认或揭发别人，就立即把他移到别处的宽大通风的牢房，否则，只能在这里被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