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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铁面威猛的皇帝(4)

时间:2013-04-08 责任编辑:中华历史故事网 点击: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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