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

    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热闹还在后面。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明朝的文臣上疏谏君，摆出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言必称孔孟，称祖制，说江山社稷，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皇帝自然辨不过他们，利用皇权硬生生处罚他们，舆论上自己处于劣势，而且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你皇帝怎么办？换一拨人他们还是这样。

    可以说，明朝虽然也有严嵩那样的一味奉承皇帝的佞臣，但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大多数文臣只有行事方法的差别，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比如申时行，有人指责他柔媚事君，那是和王家屏等人比较而言，在立储君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同样不向皇帝让步，而是想办法斡旋。

    因此，万历帝很痛苦。他明明知道让自己喜欢的皇三子继承皇位，是冒天下大不韪，没法向祖宗和臣民交待，但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立皇长子为储君。而这件事还不像他爷爷嘉靖帝在位的"大礼议"。嘉靖尊本生父亲为皇帝，生母为太后，尽管惹起朝野非议。但毕竟有张璁、桂萼这样的文臣，从另一个角度帮皇帝解释。比如说为人君者不能将母亲当成臣子对待，因此还活着的生母应当有太后的名号，否则"臣母"同样违背礼法人伦。也就是说嘉靖帝那样做还能找到理论根据，哪怕有些牵强。而万历帝如果想将皇位给第三子，一丁点理论根据都找不到，因为这样，所以满朝文臣，没有一个敢明确奉承皇帝，提议立皇三子为皇储。

    万历帝感到空前的孤独无助，而文臣们还在不依不饶地争国本。于是，他突然厌烦了这些让满口正义自己无法反驳的文臣。

    惹不起你们朕还躲不起你们？曾有过短暂励精图治的万历帝突然开始躲进深宫，消极怠工。

    究竟万历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史无明载。但应该是郑妃生了皇三子，众臣催促皇帝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后，万历帝懒得继续和众臣解释、周旋，开始了怠工。《明通鉴》记载，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十四年十月，上疏劝皇帝勤政被廷杖。那么可以断定，万历帝最晚在十四年四月已经开始怠工。张居正是十年六月去世的，也就是说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万历，真正自己勤政的日子只有四年。可见，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万历开始还找理由，说自己身体虚弱，头晕目眩，免掉了上朝、日讲和祭祖。卢洪春上疏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甚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疾病？臣下所闻，有些不一样。先前二十六日传旨免朝，说是骑马伤了额头，然后托病而讳言受伤。若真如此，陛下因为一时的驰骋之乐而忽略爱惜身体；如果像圣谕所说的虚弱原因，那就是陛下贪图之床笫欢而不爱惜身体，危害更深。请陛下明示廷臣：若真有疾病，则当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乐埋下祸患；若不是因为疾病，就当下旨说明，不要矫饰引起猜疑。"

    人吃五谷杂粮，都可能生病。万历帝也许是以生病为托词，但臣子这样说也太伤自尊了，不是说皇帝装病就是说皇帝贪图女色危害身体，简直就是父母教训一个装病不去上学的小孩一样。皇上焉能不怒，下诏为自己辩护说是真的病了，将卢洪春廷杖六十削职为民。